你走在大街上，是否会想到身后有人跟踪？你在拨打电话，可能已经被人监听。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很多这样无孔不入的私人侦探。那些提供“私家侦探”服务的骚扰短信一再提醒我们，我们身边就生活着这样一群已经广泛介入了婚姻家庭、打假、逃债、企业资质等领域的人。

穿行在灰色地带

“中国目前约有2-3万家私人侦探公司，绝大多数都处于半地下状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教授说。

这位研究证据法学和犯罪侦察学的专家1991年出版了《私人侦探与私人保镖》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私人侦探的状况。在当时，私人侦探已经在中国露头，国家对之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1992年，“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成立，牵头者是端木宏峪等几位退休的资深刑侦专家，这是第一例进入主流媒体视野的私人侦探机构。它仅存活了一年便宣告夭折。次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这一法规沿用至今，私人侦探在今后虽有发展，但利剑当头，它们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

何家弘介绍说，公安部的通知颁布后，一些私人侦探机构纷纷改头换面，以商务调查、法律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对外开展业务。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各城市涌现出的私人调查机构越来越多，特别是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在不违反法规的前提下，民事诉讼中未经当事人许可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可以当作证据使用。这样的规定为幽暗中前行的私人侦探业务照进丝屡微光，私人侦探行业趋于活跃。

当年8月，根据世界商标知识产权专业组织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将“侦探公司”列入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允许注册“侦探公司”商标。一些人更是从中嗅到了“解禁”的气息，而他们期盼已久的解禁时间表却遥遥无期。

半地下的私家侦探机构也在出现分化，一部分涉足婚外情、讨债或个人信息的调查，这类侦探机构在活动中，由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极易超越法律红线，饱受社会各界诟病；另一类开始从事专业的打假业务或是企业资信调查，从业者往往自视为正途所在。但是，无论是从事调查业务的私家侦探，还是专业从事打假的商务调查公司，其合法性都存在疑问———一是机构本身的合法性，二是调查取证的合法性。

“虽然允许注册侦探公司商标，但各种私家侦探基本上是没有登记的或打法律的擦边球，企业登记中需要行业归类，从事相关业务的要求公安前置审批，显然它们不会得到批准。另外，企业注册中没有打假这一项，很多商务调查公司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自身存在超范围经营的风险。”一位不愿具名的工商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私人调查机构在取证过程中，很多程序在法律上比较微妙，需要具体分析其行为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何家弘说，正因为如此，很多私人调查所面对一系列敏感问题，一般不公开招揽业务。

巨大的市场需求

尽管很多地带模糊晦暗，前路充满不可预知的风险，私人调查机构有增无减。特别是那些以打假为主业的公司正得到蓬勃发展。

刘殿林，这位在国内打假业风云一时的人物，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商务调查公司，专事打假。

“我们刚在秦皇岛端掉一个制作假汽车玻璃的窝点，现场截获8000片汽车前挡风玻璃。”12月9日，刘殿林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正接受国内多家汽车厂家和某知名汽车玻璃生产企业委托从事打假。

12月10日早7时许，刘殿林已经出现在寒风凛冽的保定火车站广场上，同行的还有五位调查员。早在数天前，调查员已经摸清了保定南二环附近一家贩卖假汽车玻璃的窝点的状况。在保定市工商局经检支队，刘殿林出示了相关委托书和书面调查情况，工商部门立即派出执法车和执法人员同刘殿林的调查员一起赶到这家窝点，现场查封了5000多片假冒汽车玻璃。

在“家门口”打假，这位唐山汉子觉得“底气十足”。“我最初从事打假时，没有想到这一块市场这么大，更没有想到成立公司把它做成一项事业。”刘殿林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在专业知识、同执法部门的人脉关系、线人网络方面，我有多年的积累。这个行业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目前完全靠自律。”刘殿林说，同那些私人侦探不同，他的公司100%的业务都是打假，他坦言这一行风险极大，但获利丰厚。据他透露，仅这家汽车玻璃生产企业每年支付给打假公司的费用就在500万元左右。

在刘殿林看来，目前的假货泛滥、诚信缺失，巨大的市场需求是众多私人调查机构存在的客观原因。企业无法承担打假这项专业性的工作，而政府职能部门受制于人员编制，在专业性、灵活性和协调性方面都不如专业的打假公司，一时难以适应当前的打假形势。据媒体报道，宝洁和联合利华每年支付的打假费用都在3000万元左右，全国每年的打假市场数以十亿计。

就在国内的私人调查机构还徘徊在合法与否的灰色边缘地带时，国外的调查公司已在中国安营扎寨多时。美国平克顿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及CEO安保公司，它在1992年悄然进驻中国，1999年便全权代理宝洁在中国的打假业务。

事实上，国内一些执法机构审慎看待私人调查机构的同时，也在适应打假公司搅动带来的变化。上述工商部门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已针对打假公司制定了详细的操作流程，如正常受理打假公司举报后，具体工作由执法人员展开现场检查，一般情况下打假公司人员不能进入现场，更不准拍照摄像，以杜绝打假公司代替工商执法的情形。

“身份”悬疑

已在中国生根多年的私人调查机构前景仍不明朗。业内屡有要求身份合法化的呼吁，管理部门仍倾向于不能放开。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囿于中国的国情，从维护社会稳定等诸方面考虑，在相当长时间内，国家不会放开私人侦探业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我建议那些私人调查机构不要将自己定位为私人侦探，可以考虑定位为民间证据调查人员，不能逾越公权，在那些不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中，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何家弘说。

何家弘认为，从国外情况来看，有些国家历史上因为警察力量不足，私人侦探发挥过较大作用。国内的私人调查机构也在一些诈骗、恶意逃债等案件中发挥过一定作用。政府不是全能的，有些民众的需要它没有能力或资源来完全满足，公权机构的触角有伸不到的地方，私人调查机构作为补充，有其生存的空间。

“私人调查机构将来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法律服务部门，如同律师提供专业服务一样。私人调查机构里存在大量违法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于没有准入资格的审查带来的。堵是堵不住的，不能因为它出现一些问题就全面禁止，就像老师怕小孩摔跤禁止他出门一样。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堵不如疏。不如让它浮出水面，接受正规培训、考试分等级等阳光管理。”何家弘说。

这个过程要等多久，没有人知道。那些没有合法外衣的私人侦探，无人能预知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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