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本报记者 诗淇 

 

 

如果刘殿林能够做到的话，他要把自己的三个呼吁变成现实：一是，政府要给以“调查公司”名义开展专业打假业务的公司以合法的身份和从业资格证；二是，政府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规范和监督管理；三是，专业打假行业本身要自律自爱自重。

 

“由于我们这类公司没有合法身份和缺乏执法手段，我们的专业打假活动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我们的确生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灰色地带’里，我们盼望国家有一天能给我们‘松绑’。”

 

说着说着，刘殿林轻声地笑了，笑中带着一丝辛酸和无奈。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最现实的做法就是还一如既往地为企业客户进行专业打假服务，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尽可能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能够给其“正名”，以及推动着从事专业打假业务的中介行业的发展。所以，他经常会把他的“三个呼吁”常常挂在嘴边，并坚信“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现如今，他似乎从政府的行动中看见了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出头”的一线希望。

 

今年3月下旬，一份内部文件由公安部秘密下达。文件明确说，公安部同时在北京、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重庆等全国10个省市展开关于从事私人调查业务的机构进行摸底和调研。首次摸底和调研的主要内容是：机构名称；注册形式和规模；从业人员数量、来源、文化与业务素质，以及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或被党政机关开除；公司服务范围、服务对象、收费方式、调查方式、调查手段和工具；公司规模、市场认可度、社会评价、发展趋势和与国外调查机构联系情况等。

 

其中，调研中设计的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回味：一是要求举例说明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存在的现实问题；二是就当前相关管理上存在的禁止论、自由发展论和管理规范论三种观点进行选择，并说明原因。除此之外，据说这次调研同时将广泛征求包括私人调查业客户、专家学者、媒体等的观点和评价。

 

据此，一些乐观人士认为，虽然国家有关部门的首次大规模调研举措主要针对的是私家侦探，但无论是从事私家侦探业务的调查服务机构也好，还是从事专业打假业务的调查服务机构也好，都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从事私人调查业务的机构身份的合法性，二是取证的合法性。所以，公安部的此次行动强烈地释放出一个信号：国家已经开始把是否对私人调查业给予“解禁”提到日程上来。真的是这样吗？刘殿林的心理一直在琢磨着，并坦言自己正密切关注着公安部这次调研的结果。

 

事实上，除了国家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似乎也在密切跟踪着私人调查业的发展情况。该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对记者说：“私人调查服务机构的大量存在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将来可能出现的现象是：如果专业打假公司能够成为一种法律服务部门，就像律师事务所一样，才能真正面世，但这是司法部门的事情。或者是国家专门扶植几个权威有信誉的专业打假公司，其他的都不允许做。但是这（两种趋势）都无法用时间来限定。”

“我们只有等，或许五年，或许三年，或许更短，但无论如何，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并研究私人调查业了。”刘殿林笑着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或许是刘殿林嗅出了某种味道，今年11月，他在北京成立了第二家专门从事为企业打假业务的“北方狼”商务调查公司，将专业打假的触角从广州伸到了北京。此前的2000年，刘殿林专门成立广州笑面郎咨询公司，从事专门打假业务。

 

刘殿林，河北唐山人，现定居广州，1973年参军，1979年回唐山工作，先后任职于公安局、工商局等单位。在成立公司之前，与王海一起从事个人打假，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打假斗士”。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名正言顺”。

 

而就在刘殿林们翘首盼望自己的身份能够被合法化的时候，半路却杀出了个“洋程晓金”：美国平克顿公司。这家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金融及CEO安保公司早在1992年就进入中国但一直潜伏着。可自从1999年就开始发力，全权独家代理宝洁公司在中国的打假业务。根据本报记者最新了解的情况是，这家公司的打假业务已经占到该公司中国业务的八成以上，并正在为包括宝洁在内的10多家跨国公司服务。

 

有未经证实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的打假市场每年在七、八亿左右。但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宝洁和联合利华每年的打假费用都在3000万左右，由此可见一斑。正是这块市场的存在，才吸引中外调查服务机构纷纷来“啃”这块“大蛋糕”。

 

虽然刘殿林自言平克顿虽“闪灵凶猛”，一时还不能彻底实现本土化，但的确给私人调查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如何尽快地发展本土的私人调查服务业。

 

作为中国私人调查服务机构的领头羊，刘殿林一直批评等和无序的态度。他说，为了应对新的形势发展，他这些日子一直在琢磨着公司的运营模式和战略调整。

 

在刘殿林的办公桌上，记者见到了一份刚刚起草好的《调查员职责》，最后署名是新成立的“北京北方狼调查公司”。刘殿林解释说，由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是高风险高成本，为了约束公司职员的行为，特意规定了“九项职责”。

 

同时，借在北京成立“北方狼”公司的机会，抢占市场制高点。按照刘殿林的盘算，今后“北方狼”将成为广州笑面郎公司的政策与信息源，和大客户源，尤其是属于知识型客户源，而广州笑面郎公司将成为施展打假业务的主战场。而根据刘殿林的介绍，广州的公司目前已经成立了三个部门：行动部、社会调查部和知识产权部，并且已经成立了比较庞大的线人网络和培育好了与企业、政府的合作模式，即一方面建立一套正规委托程序：接受咨询、确认委托内容、书面意向回复、签定协议、调查取证，以及通知职能部门执法；一方面签定正规的授权委托书，在委托权限上，一般包括投诉、举报、鉴定、监督销毁、索赔、诉讼、调查取证等方面，时间效力不等。另外，与企业客户正式签定《打假维权合作协议书》，明确各自的责任义务、芯酬的计算与支付、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争议的解决，以及企业客户所委托的具体工作。

 

至于在打假业务上，刘殿林也摸索出一套模式：查明货源、收集假货样品、寻找分销渠道及仓库地点、向职能部门举报、向客户提交报告、准备民事或刑事诉讼材料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刘殿林的心目中，这个“东风”就是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对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开禁”，并有一系列的引导、规范和监督制度出台。

 

“合理性博弈合法性”

 

从2000年成立公司开始，刘殿林就正式踏上了与企业和政府执法部门密切合作的专业打假的商业旅程。

 

广州笑面郎咨询公司一成立，就立即先后承接了不下十家企业的委托打假业务，其中不乏有西安杨森、云南白药、上海花王、广东美晨等知名的大企业。紧接而来的就是宝洁、雅芳等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打假委托业务。根据刘殿林的透露，今年广州笑面郎咨询公司的客户也有10多家左右。至今，已经有上百家企业就打假业务与广州笑面郎咨询公司进行各种形式的接触和合作。

 

在刘殿林看来，企业的需求成为如广州笑面郎咨询公司一样的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存在的必要因素之一。众所周知，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打假行列中，特别是在日用消费品和食品商业，成为打假的另一个主角，并纷纷在自己的企业内部成立“打假办”或“知识产权调查部”。但，打假是一项高风险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涉及到摸点、蹲点调查、取证、运输等一系列过程，仅仅靠企业内部的相关部门是无法承载的。甚至有时候，打假需要利用庞大的线人网络，或者打进造假窝点的内部，对于企业来说，做到这些更非易事。

 

企业愿意找私人调查服务机构还有另外一个隐性的原因：政府执法企业买单，即一些职能部门主动向企业索要包括加班费、补贴费、物流费等种种的办案费用，还需要企业派人给予服务。一遭下来，打假的效果也未必让企业满意。“所以，还不如找专业的打假公司来做，严格按照商业规则来办，没什么好讲的，企业很省心”，某著名企业“知识产权部”的一位人士这样对记者说。

 

刘殿林认为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存在合理的另一个必要因素就是政府的需要。刘殿林说，政府各级部门虽然也有相关的打假机构和编制，但无论是人员编制还是专业性灵活性协调性上都不足以应对目前的打假形势，尤其是在调查取证上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所以，政府也愿意与我们这些公司合作进行联合打假，一是我们能够给执法部门带来有价值的案源和有价值的证据，二是执法部门也需要各方面联手消灭掉造假窝点。”

 

早在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东省工商局、汕头工商局和潮阳工商局针对假冒伪劣某知名品牌牙膏的窝点进行联合打假的行动中，刘殿林和他的公司就被委以进行前期摸点、调查、取证的重任，并配合企业、执法部门在现场实施打假。

据刘殿林自己介绍，广州笑面郎咨询公司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与执法部门的合作都比较愉快和默契，而公司的有名的大的客户也一天天多起来。按照刘殿林的说法是，“有市场就有存在的必然和必要” ，私人调查服务机构从事的业务能够弥补打假活动前期政府职能部门缺位后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求不违法”。

 

刘殿林特意强调了“但求不违法”几个字。这恰恰凸现出私人调查服务机构的尴尬处境：没有合法的身份却在做合理的事情。“现在企业注册范围不包括‘打假’这个业务范围，如果有公司私下做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现或者被举报，一律查处。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这样为企业服务的现象，以现在的工商法律来讲，只要发现，只能以查处来处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注册处一位褚姓（音译）先生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所以，即使刘殿林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不错，但也时时忧虑自己公司的身份问题，以及这个行业的整体发展前途。唐华，东北人，先后做过纺织局官员、记者。作为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老板，他有着与刘殿林相同的忧虑，因为他的公司同样是专门从事打假业务。唐华表示，企业与专业打假公司联手打假的行为只能处于“地下”状态，因为国家目前对调查类公司经营打假业务还没有法律制度的规定，所以只能成立一个咨询管理公司，“挂羊头卖狗肉”，但如此就必然承担由此所带来的成本投入风险和干涉执法部门正常执法的风险。

 

“由于是地下业务，打假公司并不能公开推广，只能依赖于企业的信任和慕名而来，所以，不仅现金流成问题，法律风险也很大。”唐华很困惑地对记者说，“既然企业需要，政府需要，社会也需要，而我们的行为也合理，为何不能够让我们尽快合法呢？”

 

根据不完全统计表明，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调查类企业或机构已经有两三万家，专业从业人员已经近20万人。其中，仅在广州地区从事打假业务的各类“调查公司”就有200家之多，其中注册的比例也不高于30%；即使注册的，也都是以咨询服务、市场调查的名义来进行工商登记，但却从事跟踪调查、偷拍窃听取证等没有法律依据的业务活动。

 

有专家认为，在打假事情上，在人力、财力、装备以及技术手段等方面受限的政府职能部门并不能包打天下，而是应该分割给或委托给社会中介组织去做，并强化、规范和引导监督中介组织或机构的打假功能和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包括企业、私人调查服务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在内的有效打假链条。

 

这应当是刘殿林和唐华们所愿意听到的观点和所愿意怀有的期望。而今，他们似乎捕捉到了一线希望。